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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示范區的社會主義經濟意蘊
2019-11-28 10:39:04 來源: 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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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無疑,該文件的出臺為深圳在社會主義國家加快建設成為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卓著的全球標桿城市,將起到強大的“助推器”和“催化劑”作用。

  深圳因改革開放而生,也因改革開放而強。2018年,深圳的GDP已突破2.4萬億元,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接近1萬億元,涌現出華為、中興等一批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新技術企業。深圳的發展成就,說一千道一萬,總結起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深化改革開放,走市場經濟道路。無疑,深圳的這條道路走得是成功的,是有效的,是有借鑒價值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意見》中提出深圳要“朝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方向前行”,這里的“先行示范區”前面加了修飾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換句話說,深圳未來的發展,一定要繼續在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發展中走在最前列。

  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框架要具備“三根柱子”:第一根柱子,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第二根柱子,按勞分配的分配制度;第三根柱子,計劃經濟的經濟體制。當然,第三根柱子關于“計劃經濟”的制度基礎,我們已經有了嶄新的認識,鄧小平同志當年的南方講話已有定論,即“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今天,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其最核心的內涵即包含“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先進文化、和諧社會、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意見》的整體框架亦是按照這一邏輯展開的。

  根據以上基本理論和建議分析,對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與深圳的實情市情,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深圳未來三十年的發展,看深圳未來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先行示范區的經驗,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城市發展標桿和典范,在更大程度、更高層次、更廣范圍上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意蘊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獨特優勢,我們認為,深圳需要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征程中,結合《意見》部署要求,在以下三個方面須重點作出探索和努力。

  第一,探索更豐富的所有制實現形式。深圳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其核心原因在于通過走市場經濟的發展道路,激活市場主體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全球稀缺的經濟資源。這一點,從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成績單”上得到了印證:深圳的經濟總量中,超過95%的比例是民營經濟或者說是私營經濟,國有經濟占比不到5%;2018年世界五百強企業榜單上,深圳進入了七家,來之不易,成績顯著,當然,這七家無一例外都是民營企業或者說是私營企業。這并不意外,實際上,這也正是深圳作為世界“活力之城”“創新之城”“魅力之城”的奧秘所在。放眼中國,深圳無疑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這一制度優勢助推深圳登上經濟發展之巔。而未來三十年,深圳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先行示范區,無疑,有必要探索更加豐富的所有制實現形式,推動公有制經濟和私有制經濟的良性互動發展,保障社會主義的制度基礎,正如《意見》中所提出的“支持深圳開展區域性國資國企綜合改革試驗”等,值得我們重視。

  第二,探索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實現形式。現代經濟理論已經證明,私有產權清晰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分配方式即“按要素分配”。我們統計梳理深圳歷年的經濟數據,可得出結論,“資本”這種生產要素在深圳的財富分配格局中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勞動”生產要素在分配格局中占比不到30%,處于明顯的弱勢地位。當然,這與深圳的市場經濟地位是相一致的,是相匹配的,是走市場經濟道路必然出現的結果,也符合我們的預期。西方經濟學家薩伊、亞當·斯密、馬歇爾等也早已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要素分配具有有效性和合理性,能夠激發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促進和解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此相對應,馬克思本人對這些問題,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也對“按要素分配”分式,即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做了詳細而富有批判性的分析(詳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展望未來三十年,深圳理應探索更公平的財富分配實現形式,兼顧效率和公平,索要公平但不能損害效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補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領域的短板,尤其是要在提高勞動者報酬在收入格局的比例、實施新一輪徹底的財稅體制改革等方面作出努力。同時,要按照《意見》的要求,“逐步實現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與人才住房制度”等,以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意蘊。

  第三,探索更有效的政府調控實現形式。深圳的發展道路亦表明,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一個國家和地區實現經濟快速發展的必然選擇。深圳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得益于政府較少直接干預經濟運行和微觀主體,同時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比較好的法治環境和營商環境,這一點值得充分肯定。筆者曾在深圳工作過一年,接觸過不少企業家,大家普遍感到深圳的市場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法治政府體系建設比較健全,法治意識比較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一次革命性創新,意味著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未來三十年,深圳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理應在中央改革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下,按照《意見》的要求,在堅持黨的領導下,加快推進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一步探索政府在經濟運行宏觀調控、要素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優化、城市空間統籌利用、公共資源公平利用等領域的職能和作用,作出表率,作出標桿,作出示范。(周躍輝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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